编者按：邬吉成同志是山西省神池县人，从晋绥边区到延安，从延安到西柏坡，从西柏坡到北京，可以说邬老的一生没有离开过中央核心保卫工作的岗位。他曾担任毛泽东主席的随身警卫，并担任过中央警卫团副团长，从事了大量鲜为人知而又神秘的高层外事工作。
1949年3月24日，毛主席和中央机关由西柏坡开赴北平，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终于迎来了胜利的凯歌。共和国成立后，我继承留在中央搞警卫工作。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各国宾客来访量不断加大，苏联专家来华工作者日渐增多，外宾保卫工作日渐繁重。当时，中央没有专门的外宾保卫部门，全部外宾保卫工作均由当时的政治保卫队承担。中央政治保卫队是1948年由中央社会部在河北平山县东黄坭组建的，当时的队长是高富友，指导员是焦万友，我虽属警卫师侦探科，但多数时间在政治保卫队工作，任一队副区队长。后政治保卫队划归中央警卫师政保一队，承担外宾警卫任务。
警卫苏联客人
我曾几次护送那些携带文件的苏联机要人员从北京到边境城市满洲里或绥芬河。那时火车行速较慢，来回一趟通常需要十多天。
当时中央军委聘请的专家多为苏联军官，军衔最高的是上将。因为常和苏联的来宾打交道，我们就学了一些俄语单词。因掌握词汇少，闹出了一些笑话。一次，我和同事李树田护送苏联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在 1953年3月6日乘坐火车的旅途中，广播里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们闻讯无不感到悲痛。因为在许多语言中，“明白”、“知道了”、“是的”等意思的表达，可以说“好”。一位苏联军官反复说：“我们的领袖斯大林逝世了。”李树田想告诉他自己也已经知道了这一噩耗，可所掌握的词汇太有限，就以“哈拉绍、哈拉绍(俄语'好')”回答。
那位苏联军官一听就火了，他大声嚷道：“什么哈拉绍，哈拉绍!我们的领袖逝世了，你却说'哈拉绍'?!”看见苏联军官怒气冲天的样子，李树田感到莫明其妙。翻译听了李树田的叙述，才知道是他把意思表达错'了，立刻向那位苏联军官解释，才使那位苏联军官的怒火平息。
护卫西方来宾
1952年2月，我第一次尝试护卫西方来宾的工作，护卫对象是文幼章夫妇。文先生是加拿大和平友好人士，基督教牧师。他从小在中国的四川长大，能讲一口很好的川味汉语。
我把他们夫妇护送到上海，和他们一同被安排进黄浦江边的上海大厦。陪同来宾的除了我以外，还有刚从美国回国、在世界和平大会工作的翻译虞艺佩，她年纪较大，我称她虞大姐。上海市还给我们配了一名翻译刘德曾小姐、一名警卫人员朱家来同志。
在上海，我带的唯一一条裤子不小心弄破了。穿着破裤子陪外宾，有损国体，可我是第一次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虞大姐见我很为难，主动提出把她的一条裤子借给我。那时男女的裤子是有区别的，穿着很别扭，可除此别无他法，我只好将就着穿。
文幼章在上海有许多熟人，每天有活动。结束上海的访问后，文幼章一行又去了安徽。在蚌埠，我陪同他们视察了宏大的管理淮河的工程，还参观了监狱、劳改所。每天的参观访问活动，文先生都要纪录、报道，还要拍下他和别人谈话、会面的场景。因为无法自己给自己拍照，他就让我帮他拍。就是在和他们夫妇一起参观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一门技术--照相。那时用的是120的照相机。
保卫和平会议
1952年10月2日至13日，由宋庆龄、郭沫若等中国知名人士倡议发起的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有37个国家的344位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们住老北京饭店，会场在怀仁堂。这次会议通过了12项有关世界和平的决议，毛主席和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均向会议发了贺电。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大型国际性的民间会议，所以做了非常认真和充分的准备，从各单位抽调了干部组成大会筹备委员会，下设会务组、总务组、警卫组等相关小组。警卫师的许多人都参与了会议的保卫工作。我被分到东南亚组，组长是武衡。对于承办大型国际性会议，我们可以说是毫无经验，就外宾的安全保卫工作，也是照着以往保卫首长的模式，给重要来宾派个警卫员，外宾走到哪儿，警卫跟到哪儿。对此，那些来自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宾非常反感，直言不讳地指责保卫他们安全的警卫干部是监视他们活动的便衣警察。
这些情况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后，他及时做出指示：“外宾警卫，既要保证安全，又要不露痕迹，要做到'内紧外松'。”公安警卫部门立刻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警卫工作的方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逐渐得到外宾的认可。而周总理的一系列指示，也随之成为今后外宾保卫工作遵循的重要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