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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武先生”曾经就是蒋经国的影子

    蒋介石在垂暮之年，主观上将承接蒋家第三棒的顺位，推移到二孙蒋孝武的身上。1966年5月，蒋孝武以弱冠之年，离开台湾远道留学，蒋介石曾多次给孝武写家书，钟爱与想念跃然纸上。

    从德国慕尼黑政治学院留学归来之后，蒋孝武本心很希望能为父祖争光，然而，蒋孝武最大的问题，是他情绪不够稳重，这让蒋经国头疼不已。

    蒋孝武回台湾的第一份工作担任“行政院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参议。名为参议，年纪轻轻的孝武，完全不懂退辅会的实务工作，实际上根本无议可参。后来，蒋孝武又多了一项职务：在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担任专门委员，名为专门委员，实际上对党务工作也无从“专”起。

    蒋孝武真正找到与自己性格契合的领域，是蒋经国早年迈向接班之路的情报组织。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之后，情报部门几乎掌握了绝大部分的有形无形资源，情报单位的一切，似乎最适合孝武这个西伯利亚式阴晴不定性格的男人，他有心在情报圈子里大干一场。这是蒋经国与蒋孝武父子关系最融洽的一个阶段，也是父亲对孝武期望最殷切的一段岁月。

    那段时期蒋经国到若干情报机构开会视察，似乎都带着孝武，他仿佛就是蒋经国的影子，或是代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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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闻不同于传奇，后者有真实为依据，传闻则多是空隙来风，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上个世纪40年代初，有个河南农民由许昌来到重庆，寻他亲生弟弟。寻亲不奇怪，国难当头，家人失散，但怪就怪在这人的长相：高桃，秃头，寡骨脸，看上去像一个人。谁？说出来骇死王三他妈！莫非他要找的人是……“中！俺亲弟弟就是蒋委员长！他小时不姓蒋，姓郑，叫郑三发子，俺是他亲哥郑大发子。”疯子！众人怪怪地盯着他，为他捏把汗。可也怪，当这事儿层层报告到当时陪都当局最高端，并未见龙颜大怒，倒是老蒋吩咐戴笠将他关进牢房，好吃好喝；过了一段时间，打发他回了原籍。

    这件事，很快在重庆城风传开了，但没引起风波，街谈巷议一阵也就丢在脑后。据后来考证，郑大发子来渝寻弟是真，他确曾被关过监，而且被称作“华子良”的韩子栋，就说在狱中见过此人。稀奇事一桩，东风过耳，不过是空了吹！自古以来，出于各种目的、扮着各种身份去攀附名人大脑壳的人多啦。

    但怎么也没料到，事隔多年后，即到了五六十年代，一本叫《金陵春梦》的大部头小说掀起大浪，小说将“郑三发子”旧话重提，并断然结论：蒋介石就是郑三发子，郑三发子就是蒋介石！并说当初到重庆寻亲的河南农民，确是他哥。这一说犹如晴天响雷，不单是故事发生地的重庆读者，而且是全国读者，无不瞪大惊奇的眼睛，看如何揭开蒋介石身世之谜……《金陵春梦》出版于1952年，作者是香港作家唐人。此书系纪实、演义小说，记述蒋介石一生；全书长达230万字，分八集，共320回。此书在内陆畅销；那个时期，一部宋乔的《侍卫官杂记》，一部唐人的《金陵春梦》，一唐一宋俩香港作家，都给蒋介石写传。这两本书，在今天60岁以上读者中无人不晓。

    《金陵春梦》既是小说，就必然有艺术加工，当初神秘现身重庆的那位古怪的河南农民，成了作家肆意挥洒的重要人物。作为全书最引人入胜的第一集，把堂堂“蒋委员长”，由一个河南许昌郑家的儿子，因逃荒随母改嫁成了浙江奉化蒋家的儿子。第一回的回目是：《逃荒年郑家拆骨肉；找奶妈蒋府迎新人》。第二回：《随后父三发改姓蒋；归奉化奶妈作夫人》。第五回：《郑老大函询三发子；侍卫官光临前郑家》。第六回：《三发子闻讯伤脑筋；郑老大关进集中营》。这第六回的故事，便是前面提到的，郑大发子神秘出现在重庆城中，写他一路坎坷急于见到胞弟的殷殷之情，以及“三发子”高踞龙位六亲不认的心理变化。世情冷暖，人面高低，作家唐人笔下的两路口、上清寺冷雾寒风，炒米糖开水拖声幺幺的吆喝声，叫人好不感伤。

    岁月匆匆，曾一度炙手可热的《金陵春梦》，如今被人淡忘了；至于蒋介石即郑三发子的离奇身世，传闻始终无法得到证实；相反，有另一些考证，证明传闻没有存在的可能……重庆城是郑大发子现身之地，也即是“郑三发子”这一“国际玩笑”的发端之地。于今想来，唐人这部书，除了给重庆留下这则茶余饭后的掌故、传闻之外，便只有拈须一笑：“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附笑谈中”。这里，有必要对《金陵春梦》作者附笔一句：唐人，原名严庆澍，苏州人，香港《新晚报》编辑主任，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1981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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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五年四月初的一个下午，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斜倚在士林官邸卧室的电动升降病床上。蒋介石这天的精神不错，他呼唤值班的台北荣民医院护士罗小姐。蒋说，过两三天就清明了，你替我念几首描写清明节的古诗吧！罗小姐翻开蒋介石常看的那部《唐诗三百首》，她起先念的是唐朝诗人杜牧写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蒋介石对这首熟悉的诗没有特别的感觉，只让罗小姐念了一遍，就转念别的诗句了。罗小姐接下来念的是宋朝诗人黄庭坚写的《清明》：“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当念到最后一句时，蒋介石脸上肌肉突然略微抽搐了一两次，他说，这首诗写得好，你多念几遍。罗小姐起先还不太懂诗里的意思，一边念，一边看书里的语译，她才晓得这句“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意思是说，人活着的时候，不论你是圣贤还是平庸之辈，生命结束的时候，留在人间的不过是长满野草的小土堆。

    缠绵病榻

    蒋介石的病体，从体弱多病到昏迷卧床，继而苏醒持续卧床，缠绵病榻，已经拖延了至少五年半时光了。他身体一蹶不振的起因，是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时发生的一场车祸。意外发生前，蒋介石的车队甫自市区兜风归来，正返回阳明山官邸上山途中，说巧不巧，一位少将师长刚结束军事会议，从阳明山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往山下市区方向疾驰。蒋介石车队最前方的前导车，见到这部吉普车跨越中线疾驰而来赶紧煞车，虽未与吉普车碰撞，可是紧随其后的蒋介石座车，司机竟一时失神，反应不及，该踩煞车时竟踩成了油门，猛烈追撞前方的前导车，故而发生祸事。

    “总统”座车向来稳妥安全，故而蒋介石、宋美龄坐车从不系安全带。据座车侍卫人员事后追述，撞车瞬间，由于突如其来的力道过激，坐在后座的蒋介石、宋美龄冷不防都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两人身体先是往上冲击，继而往前冲撞。宋美龄疼得在车里哇哇大叫，她的脖子和双脚受重创，幸未骨折。蒋介石虽然力持镇定，但也撞得不轻，初步检查只发现下体有红肿现象，起先以为没有大碍。两三个月后，荣民总医院心脏科大夫为蒋介石作健康检查时，发现了蒋介石心脏大动脉发出不寻常的杂音，证实其心脏主动脉瓣膜，可能在车祸中受伤而未及时察觉。

    一九六九年年底到一九七０年年初，尚看不出问题的严重性，到了一九七０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蒋介石的健康亮起了红灯。“总统府”在这天要召开例行月会，体力不济的蒋介石本想支撑前往，“秘书长”张群劝阻再三，才勉强决定请假，会议也因之停开一次。五月三十日，蒋甚至陷于低度昏迷状态，被紧急送进荣民总医院蒋专用之“第六病房”。这次病情尚称轻微，两个礼拜左右即渐趋稳定。

    旧社会中国文人都拿毛笔写字。蒋介石终生只用两种笔，一种是批示重要公文、发布命令、写正式书信及日记时使用毛笔；一种是批示一般性公文或写便笺（即：下条子）时偶尔用红蓝铅笔。看一个人健康好坏，从写字的字迹最能见微知著。

    一九七０年六月十五日，病况渐有起色的蒋介石，用毛笔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从字迹明显看出，蒋握笔时手肘必定抖得十分厉害，与往昔笔力之遒劲，不可同日而语。蒋介石在信上告诉蒋经国：“经儿：余体力已日渐康复，惟拿笔反不如病中之稳健，其它一切体操行动如常。汤太夫人余当亲自吊祭，故你可在金门多住几日休养至廿一日回台北为宜，千万听从勿违 父示 民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五日”

    这封字数不过八十余字的家书，据说花了蒋介石近半个小时才写好。四个月前，一九七０年的农历春节（阳历二月六日），蒋介石还写下一段春节感言，声称：“今年要在世界局势重大变化混乱与我国最险恶艰难中，积极奋斗，打破这一难关，光复大陆，拯救同胞，以湔雪耻辱，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蒋介石写这段文字时，笔力仍然遒劲，可见当时他的精气神尚称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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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落在前清虎门、长洲要塞附近的黄埔岛，四面环水，隔绝城市，地当枢要，实为军事重地。孙中山认为该岛便于兴学习武，决定利用设在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及海军学校的旧地，创建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过军校训练出一批革命军人。军校因该地得名，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校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并非是特别显赫的职位，然而对蒋介石来说，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却是他政治生涯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契机。正是以黄埔军校校长为跳板，蒋介石才得以飞黄腾达，走进权力的长廊，进而跃向权力的巅峰。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并非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顺理成章，黄埔军校校长人选，开始也并非是蒋介石，而此位最终为蒋介石所得，是其处心积虑，耍弄各种手腕，经一波三折才获得的。

    赴苏俄考察

    1922年8月下旬，共产党人李大钊自北京来到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的寓所，与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振兴中国的问题。

    此时的孙中山，终从陈炯明的叛变中省悟：单纯利用旧军人、旧军阀去打倒另一军阀的道路行不通，必须依靠工农大众，联合共产党，改造国民党，走新的道路，否则国民党将会在堕落中死亡。

    同月，孙中山通过李大钊，邀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由国民党主要人员出席的会议上，阐述发动群众运动和改组国民党的意见。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派代表团去苏俄考察，以便建立一支新军。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由上海回到广州，准备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当天在东郊设立陆海军大元帅府，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谋长，命其速来就任。

    1922年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计划取道闽南攻击潮汕，直捣陈炯明老巢惠州。因此次军事出击行动流产，蒋介石便回其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逍遥去了。蒋介石接到命电，却迟迟不归，直到4月20日才抵达广州就任。然而，到任不足3个月，因为不称心，便于7月20日“愤而辞职”，离开苦战中的孙中山，回避香港。

    身居香港闹市的蒋介石，听到孙中山与苏俄代表协商已定，将组团赴苏俄考察的消息，怦然心动，遂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俄罗斯。他按捺不住心头急迫，立即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毛遂自荐，表达自己急欲赴苏考察的强烈心愿：“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国民党组团赴苏俄考察，主任代表即代表团团长的人选，最有资格的莫过于廖仲恺。廖仲恺最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也是最受孙中山信赖的忠诚同志，实为孙中山左右的核心人物。也许是廖仲恺要随时协助孙中山处理政务，实在难以脱身率团，也许是为了安抚蒋介石的情绪，孙中山最后答应由蒋介石为主任代表，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军事。代表团成员为王登云、沈定一，以及共产党人张太雷。

    后来蒋介石得以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与被派赴苏俄考察有很大关系。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一行乘“神田丸”号轮船自上海出发至大连，乘火车由东北地区出境，经西伯利亚铁路，于9月2日下午1时抵达莫斯科，开始对苏俄新式军队进行实地考察。

    在苏考察期间，蒋介石代表孙中山跟苏俄政府交涉援助广州革命政府的一些事宜。

    同年11月29日，代表团循原路线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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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月下旬，蒋介石与孙科（右一）在浙江奉化妙高台。蒋介石在1月21日宣布“引退”，回到故乡，在此接待许多国民党要员。资料图片

    内战，从历史进程而论，从国民党的立场观之，它是“五次围剿”的后续篇章。而从共产党的角度观之，它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延长，所不同者，“长征”是“你打我跑”，打的是一场极端不利的内线作战。而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战场形势从内线作战，逐步演变成了外线作战，“你打我跑”的情势也慢慢主客易位，变成了“我打你跑”，共产党打，国民党跑。

    蒋介石从黄埔建军、北伐、中原大战、江西至陕北剿共，以迄抗战，凡三十年间，无日不在用兵，无日不有胜负，战场上不管是怎么赢的，蒋介石终归还能撑持到最后。只是，内战战局无论是战略形势或是战术格局，均大异于“五次围剿”时期，内战战况不仅首鼠两端，狼狈不堪，更让蒋介石痛觉惨败与羞愤。

    检讨

    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总结一九四八年的内战形势，作了以下之检讨：“先是上年十月间东北战局失利，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林彪股匪大举入关，平津形势危急。而在鲁苏两省境内之陈毅股匪，则于上年九月下旬攻陷济南，略加整补后，复倾巢南侵；与豫东之刘伯承股匪遥相呼应，分途进犯徐州。迨碾庄一役，我第七兵团黄百韬司令官壮烈殉职，其所部亦牺牲殆尽，旋宿县失守，津浦铁路南段为匪军切断，徐州陷于孤立，我军以处于内线作战不利，乃于十一月杪，主动撤离徐州，由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领第二兵团（邱清泉）第十三兵团（李弥）第十六兵团（孙元良）及各机关团体，向徐州西南转进，以期由永城地区南下，与蚌埠等地之我军会合，协力堵击共匪，但我军撤出徐州后，前进途中，迭遭匪军以人海战术猛袭，并依据各村庄与道路要点构筑工事顽抗，更在我军防地以外挖深沟数道，重重包围于萧县永城间地区。我军补给中断，粮弹缺乏，所有接济，全赖空投。又值严冬季节，连日雨雪，空投无法实施，官兵饥疲已极，除孙元良兵团已先行突围，仅司令官及少数随从人员得以脱险外，其余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现尚困守于陈官庄、青龙集等地。而由阜阳东进增援之我第十二兵团（黄维）则在双堆集附近，遭遇匪军围攻，自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与匪军激战二十余日，卒以牺牲重大，弹尽粮绝，而于十五日夜实施突围，除胡琏副司令及一部份官兵得脱险归来外，其余均下落不明。我军既迭受严重之挫折，一时人心恐慌，京沪震动。”（注：国民党战史中，对解放军或共产党均以“匪”称之，为征史实，未作修改）

    然而，京沪地区与住在南京黄埔路官邸的蒋介石，真正感觉到“震动”，是接连两场大战役的溃败。在一九四九年元旦过后一周，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战史记载，一月七日，天津外围解放军开始全面进攻，与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八十六军等部展开激烈战斗，解放军以人海战术冲进天津市区，双方进行巷战，到一月十五日，天津沦陷。……林彪主力陷天津后，复攻向北平，此时，聂荣臻主力亦由张垣东进，并不断向北平城内炮击，迫胁北平。

    在另一条战线，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徐州战局，情况发展闻之更如刀割。国民党军的战报记载，徐州“剿匪”总部……迄（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我第二兵团向南出击，稍有进展。惟十九日后，即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无法实施。虽至民国三十八年元月五日无甚大战斗；但官兵饥寒交迫，已极困顿。六日匪复全力再兴攻势，并施放毒气，迄十一日邱司令官等以下官兵大部壮烈殉国，残部突围。徐蚌会战至此结束。（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

    蒋介石在总结一九四八年战局时，简述了徐蚌会战当中，解放军的战术运用，他说：“……我军撤出徐州后，前进途中，迭遭匪军以人海战术猛袭，并依据各村庄与道路要点构筑工事顽抗，更在我军防地以外挖深沟数道，重重包围于萧县永城间地区。”然而，国民党的战报则详述了解放军在徐蚌会战中神乎其技的战术运用，解放军运用的这套战术，把国民党军“死锁”在重重包围圈当中，导致国民党军在徐蚌会战几几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国民党方面的战报详述了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包围战斗的惨状：匪于包围作战中，利用星罗棋布之村落地带，作纵深约五公里以上之配置；依村庄大小，以最小限兵力占领。掘壕通至村外，使甲村与乙村构成交叉点；虽飞机轰炸，战车冲击，炮兵射击，均不易奏效。必须以步兵逐村强攻，每占一村，伤亡不少。故一个部队每连续攻克一至二村，几已无力再战。反之，匪前线失去一村，阵后即再占一村，始终保有原来之纵深，而无法突破。终致弹尽粮绝，覆没于匪人海战术中，此种教训，殊堪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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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退为进，获得“戡乱时期”紧急处分权
　　
　　蒋介石之所以“谦让”，并非真的不愿当总统，而是其惯用的以退为进的一种手段。他在推举胡适的同时，就曾明确表示：“中正身为本党领袖，为本党当然之总统候选人”。但按照1946年11月“制宪国大”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权力要受到诸多限制，这是一直习惯于大权独揽的蒋介石所不满意的。因此，他才表示宁愿屈就有“实权”的行政院院长，也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但是国民党的大多数党员已长期习惯于以党的领袖与总统置于同等地位，把总统与控制政府置于同等地位了。因此，蒋委员长的提议极遭反对，理由是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而削弱，而且目前的危机也使国家需要有一个有力的舵手。在一系列的会议之后，CC派拒绝与任何非由蒋委员长担任总统来领导的政府合作，黄埔系威胁宁愿投奔共产党也不愿服务于除蒋介石以外的任何总统之下。对此，司徒雷登称，蒋介石的“这一行动是一个巧妙的政治手段”，“大大加强了蒋委员长的地位”。
　　
　　既然国民党人认为总统非蒋莫属，而蒋介石又不愿当“有职无权”的总统，这就需要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修宪，扩大总统职权。但“宪法甫见施行，如即予以修正，亦多不妥之处”，而且“尤为少数党所不愿”，怎么办？在4月5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常会上，张群表示：“总裁并不是不想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的规定，总统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它只是国家元首，而不是行政首长，他自然不愿任此有名无实的职位。如果常会能想出一种办法，赋予总统以一种特权，则总裁还是愿意当总统候选人的。”于是，中常会随即推举张群、陈布雷、陈立夫三人去见蒋介石，当面征询意见，得到首肯。下午，王宠惠据此在中常会上提出：“我们可以避开宪法条文的规定，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一项临时条款，赋予总统在特定时期得为紧急处分的权力。这等于我们有了一座大房子，还要一间小房子，宪法是大房子，临时条款是小房子，两间房子互相为用。”随后，国民党中常会做出决议：“总裁力辞出任总统候选人，但经常会研究结果，认为国家当前的局势，正迫切需要总裁的继续领导，所以仍请总裁出任总统，以慰人民喁喁之望。常会并建议在本届国民大会中，通过宪法增加'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这样，蒋介石在经过一番“谦让”，得到“紧急处分”之权的保证后，终于答应出任总统候选人。

    在经过一番准备后，4月15日，莫德惠、胡适、谷正纲等人连署向“国民大会”提交了《提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要求“赋予元首以紧急应变的临时权限”。王世杰在说明这一提案要旨时指出：“本提案的用意，是要求行宪戡乱并行不悖。宪法对于政府的限制太严，在国大闭会后，没有适当办法使政府切实负责。要叫政府实行宪法，其结果不是（一）守宪守法，不能挽救危难，便是（二）为戡乱而蔑视宪法……总之，我们要行宪政府可以戡乱，戡乱政府可以行宪。”随后，该案于4月18日在“国民大会”上以1624票赞成而获通过，其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第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前项紧急处分，立法院得依宪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之程序，变更或废止之”。对此，司徒雷登指出：“该法之效力在于允许总统会同行政院随时颁发紧急法令不必先经立法院同意，但得由立法院以三分之二多数修正或废止。就新选出的立法院的组成来看，似乎不可能集合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来反对政府的一个法令，所以该法在效果上给予总统以实际上无限权力。”上海《观察》杂志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临时条款'的制定，是十足表现了政府一只手颁布了宪典，另一只手又把它撕毁了。”但为了满足蒋介石扩大总统权力的要求，国民党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当务之急是把蒋介石推上拥有实权的总统宝座。

    

　　三、居正陪选，如愿以偿当上实权总统
　　
　　由于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决定本届总统候选人暂不实行政党提名，而是在“国民大会”中依法连署提名参加竞选，随后蒋介石便在国民党人士的积极运作下，很快获得了绝大多数“国大”代表们的连署提名，正式成为了第一届总统候选人。但蒋介石不能唱“独角戏”，还得有人参加“竞选”，方能营造民主氛围。据说，蒋介石当时还有意要拉胡适与他一起竞选总统，但“蒋中正”、“胡适之”两个名字排在一起，意思是“蒋介石往哪里跑？”显得很不吉利。于是，国民党元老、时任司法院院长的居正随即站出来“挑战”。“蒋中正”、“居正”两个名字排在一起，对于“笃信神明”的蒋介石来说，自然感觉好多了。

    当时，居正本人也明知这不过是一场戏，但是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竟也搭起台子唱起来，组织起“居正竞选总统委员会”，在上海还专门设有拥护居正竞选总统的机构。一时间开展了各种竞选总统活动，颇为张目。这煞有介事的做作，不料弄出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国民党下面的特务机关竟以为居正真的要竞选总统，要与蒋介石争夺“大位”，这怎了得！有一特务机构居然派出特务暗中监视居正，向居正发出警告，斥责他不自量力，要他当心自己的脑袋，连续不断向他施加恐吓。居正害怕起来，恐特务一时鲁莽行事，暗中害他，吓得他于4月8日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退出竞选总统、拥护蒋介石竞选总统的声明。声明中写道：“余不揣庸朽，偶听朋友劝告，出面竞选总统……虽吹笙引凤，识者窃笑矣。兹幸经本党全体深切研究，郑重决议，一致恳请总裁出面应选总统，舆论既有所归，党论衷于一是，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议，且不作竞选言论，以免淆乱视听，特此郑重声明。”此后，居正虽经挽留并未退出“竞选”，但恐怕连恐吓他的特务都明白这样的“竞选”是怎么回事儿了。

    4月19日，“国民大会”正式举行总统选举。“这是开会以来，最平静的一天”，“各代表依着次序，分区领票，投票庄严静穆，得未曾有。各国使节也来参观开票。选举结果，蒋主席得2430票，居院长得269票。蒋主席得票超过代表总额之半数，依法当选为总统。”不过，“后来听说，选票中有不少废票，有打×的，有写孙中山名字的，有不画圈的。《南京晚报》还登载，有的票圈选居正，却在其姓名中间添写一'不'字，变为'居不正'。总之，这次选举'总统'给人们的印象是旧瓶新标签，换汤不换药。”但不管怎样，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通过“民主”方式当上了“合法”的实权总统。